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马鸣
1990年美国的一位学者，针对东欧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新政权下的境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叹：“如果一个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一辈子都是不同政见者了。”当时，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绍和评论过这个耐人寻味的论断。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当时我曾试图回答：“‘持不同政见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对象，与现政权不就成了‘相同政见者’了吗？何以又注定‘一辈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政见”，本来就不是独立“政见”，只不过是把西方“政见”全盘“趸”来，用西方社会模式和价值标准“全盘”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已。由于他们看外国眼色行事，唯外国意旨是从，为外国利益服务，他们头上就有了十分显眼的外国“徽记”。对有点民族尊严的国家而言，这“徽记”总是犯忌的，很难吃“香”的。一个哪怕是表面上标榜独立形象的国家，也很难公开容纳他们或明目张胆地奉他们为“英雄”，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这不能不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悲剧。
这只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国代理人，在自己国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运。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国，直接投进外国怀抱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变成外国的直接工具正式获得被庇护、豢养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运是不是就会美妙一些呢？
其实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简单。“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外国，当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变化。可是，在任何意义上却都不意味着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却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显的贬值。正如一个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买到手之前，她是嫖客争取弄到手的对象，自身还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动权。嫖客为了把她弄到手有时还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拥有了对这妓女的绝对玩弄权和支配权。既已卖身，吃着人家，靠着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发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国外，同时也是自身实际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励之、刘宾雁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一些外国势力看中，不仅在于他们甘于为外国势力效劳，还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有些人曾是××领导人的“智囊”，××要害部门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传媒体的负责人，有的人还曾拥有“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科协副主席”等等的社会头衔。他们不正是因为原来有着这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被选中和倚重的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就失掉了这种社会地位，失去了国内的讲坛，割断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转变为单纯寄人篱下的门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却是那些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纳到自己国内的外国势力所始料未及的。现在他们已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人实际价值的下降，而且还常常惹出种种麻烦，演出种种笑柄、闹剧，甚至转化为碍手碍脚的包袱和累赘。现在美国又打发“持不同政见者”返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动向。然而这些人即使“打回大陆”，也不可能发挥原来那样的作用了。于是他们更多地着力于在中国大陆内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这一点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们自己。他们能得以受到外国人倚重、赏识，又得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外国“乐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宾”至如“归”，落“叶”归“根”，乐不思蜀，受宠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觉。人家大搞反华，偶而要他们出来装装门面，造点声势，打打小旗，骂骂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时而露露面，便自己以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跻身于“智囊”、“高参”、“谋士”的行列。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也就难免“得意忘形”，产生错觉，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门客、甚至奴才的真实身份，闹出摆错“位置”，看错“眼色”，表错了“情”的“不合体统”、“不识时务”的蠢事来。
从最近一些日子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方励之和李洁明之间的那场“争论”中，就不难闻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点“失宠”，遭到厌烦的气味来。
正当美国在关于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敏感、微妙问题上进退失措、举棋未定、争论不休的当口，被称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励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前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取消国营企业产品享受的低关税待遇”。文章还忘乎所以、出言不逊，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诫、指责美国政府：“如果克林顿总统屈服于中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的压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国的强硬派践踏入权的行为开了绿灯。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如果不是过去几年来每年都重新考虑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肯定会更加恶劣。”
显然，方励之并非在对美国总统和政府发表“不同政见”。他不想，也不敢这样做。尽管言辞激烈、尖锐，不无“上纲上线”，指责“施压”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美国说话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着方励之的赫赫之名，有谁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笔下呢？
可是这调门很高、气势汹汹的“瞎起劲”，却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决策圈内人的嘉许和赏识。相反却被认为是“足以使美国最终失去在中国的影响”的“馊点子”。
明确站出来反驳、教训方励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外交圈内的重要人物，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励之列为布什访华宴会的“贵宾”，后又把方藏到美国使馆保护起来，最后又把方装入美国军用飞机运入美国。李洁明又是北京风波中代表美国官方的现场指挥者之一。既是美国外交圈内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励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教训方励之，其份量，其含义，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反驳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方励之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观点之外，更突出地是表达了对呆在美国的某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他明确地把呆在国内和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加以对比。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多数呆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不再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很多人认为方励之和其他一些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出国以后，就不顾国内的人民的生活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这也就是主子对奴才的“不满”和“反感”。说这是因为奴才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活”，那是虚伪。从李洁明的反驳中，并不难看出这不满和反感的真实原因。
其一曰：“方励之不应该试图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值多少钱？你们不是优先考虑符合“美国的政策”，而是试图借“美国的政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二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更多地直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政府应该在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不应该给他们打先锋。”这意思就更清楚了。养活着你们，是要你们“直接和中国打交道”，也就是要你们自己上阵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你们不这样做，却呆在美国国上上坐而论道，喋喋不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力图把美国推到第一线为你们“打先锋”，而且不体谅决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责和“施压”，这更是主仆不分、摆错了位置了。
其三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压力，不应只来自美国，这种压力是多边的。美国应该特别支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这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所谓最后通牒和威胁都更有效。”这段话那就更是“话中有话”，令人回味无穷的了。它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躲在美国养尊处优、“光说不练”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满，而且还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下定决心把重点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励之这些呆在美国的“不同政见者”因“不识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见者”，继续呆在国内站住脚，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联系，利用合法讲坛发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吗？
唉！说来说去，这“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当个“够格的”奴才，又谈何容易！方励之兴冲冲地交了一份“试眷’，实际上却被判了一个‘不及格”，落了一个使人家厌烦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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