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讲座：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
作者：尹韵公
2006年08月29日
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权这也是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报纸经常吵的。原来，美国人老给我们社科院一个名单，说你们社科院又抓了什么什么人，希望你们放出这个人来，社科院拿到那个名单一看，哪有这个人，根本没这个人。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魏京生，美国给他搞了个人权斗士奖。美国之音经常报道魏京生的消息，什么魏京生被打了，魏京生身体不好，中国监狱不给他看病啦。一个王丹一个魏京生是持不同政见的著名人士啦，所以美国人总要报道一下他们的状况啦。但是因为我原来在国务院工作，有时候也很方便，有一次开会，正好那个司法部的副部长坐在我旁边，我就问他：魏京生的情况现在到底怎么样？他就跟我说，他说魏京生在监狱的待遇是最好的，比监狱长都好。因为押在青海嘛，比较冷，有两个战士专门给他烧炕，还给他电视机还有健身房。他的家属都去看过，都知道这些，但他们从来不敢跟“美国之音”说。魏京生和王丹送出去以后，美国人煞有介事，救护车停在悬机旁，拉到医院去看看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器质性损伤。大家知道去美国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谁都会有器质性损伤，休息一下就完了嘛。有一次，1998年魏京生到了台湾，台湾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著名的尼姑，这个老太太倒是很爱国。她对魏京生说，现在印尼排华很严重，你能不能利用你人权斗士的名气去给我们讲一讲，呼吁一下呀？魏京生一口拒绝，为什么拒绝？因为他后面的老板没有叫他那么做。
说到人权，印尼我去过两次，印尼1965年9.30事件以来，印尼苏哈托屠杀的中国华侨是多少，少者是五十万，多者是一百五十万，可是这么一个政权，你们去查一查，美国人什么时候批评过它的人权状况？因为苏哈托是非常亲美的，是美国人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怎么可能去把自己骂掉呢？所以我说美国人完全是两重标准。清华大学很多同学都要出国。我最近还看到一个东西，一个去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查加拿大华人的历史。他发现加拿大的华人做了那么多贡献，但加拿大政权对华人的人权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剥夺。所以，我想我们的同学如果有机会经常出国，好好查查他们的历史，我想对我们的祖国会有更好的认识。再比如说藏独，藏独是美国人手中的一张牌呀，在五十年代就在西藏、青海投下那么多特务。不就是搞暗杀、搞爆炸活动吗？因为我在政府工作了很多年，我发现，说实话有时候我们政府还很天真。怎么天真呢？当时闹藏独的时候，我们就说检讨自己吧，达赖的声音在世界上那么强大，美国的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过一段时间就形成一个高潮。那次我到美国的时候，刚好是3月25日，我们说是西藏解放日，他们说是西藏独立日。我刚起床，我听到窗子外面怎么闹哄哄的，我一看，原来在搞西藏独立的游行，也就两百多人，据说还要跑到联合国总部去示威，还有一些外国人。后来我问使馆的人，我说这些外国人去过西藏没有，知不知道西藏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根本不知道。他们凡是参加游行的人，一小时大概是四十美元吧。中国打工是多少，中国打工一般来说也就六美元。
后来，我们就检讨自己吧，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不够哇，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声音带出去吧？后来中央统战部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每年派藏族同志出去访问，宣传我们的声音。而且那个代表团要求非常严格，不许有一个汉族。到了美国就去讲啊，讲了有什么用？美国所有的媒体都不登。你们以为美国人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们看你们的新闻教材，美国人写的新闻教材：什么登各方面意见，登客观报道，没那回事。到那以后，我们的代表团一看这种情况，又检讨自己吧：是不是我们主动出击不够哇，你在这里讲，人家不来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出击，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去登门拜访。那好，我们第二次又去，去到美国的主流媒体跟人家说：你们是不是应该登我们的报纸，你们美国报纸不是很客观公正嘛，不是很讲平衡原则吗？你们既然登了达赖的，是不是也希望登我们的。美国的媒体都收下了，这些人还傻乎乎的，还以为要登，真是太傻了，他们根本就不会登，因为登了之后，它妨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怎么可能登你呢？所以，我说新闻价值最后的标准就是国家利益。还有很多的例子，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在对外报道里体现得是很多的。我在这里给你们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原来在科索沃战争中，人民日报的吕岩松跟一帮外国记者去采访，去前方去采访的时候，他发现美国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指挥阿族的民兵，付他们钱后让他们打枪打炮，这边记者准备好了，说：开拍，那些民兵就开始放枪放炮。我们的记者很不解就问：你们这就是新闻？他们说：是啊，我们这就是新闻，我们老板要的就是这个新闻。我们的记者又问：那你们这不是做假吗？他们说：做假不做假我们不管，我们老板现在需要的是这个新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美国人不做假新闻，美国人做假新闻也不少哇。
前两天“美国之音”还打电话到我家里，说要采访我，我说你采访什么？他说有个什么什么事情，请你谈谈看法。我说这件事我不清楚，他说你不清楚，你能不能发表意见。我说，我不清楚，我怎么发表意见？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是不是真实的，我怎么发表意见？他说这事绝对是真实的。我说你们“美国之音”过去发表的新闻也不都是真实的。他听了之后问：你怎么不配合。我说什么叫配合，你们美国新闻惯例里明明说被采访者有权拒绝采访，你怎么都忘了这条规矩？你是美国记者啊。后来他就不吱声了。我今天还收到一个美国大使馆文化处办的杂志《交流》，每期给我寄。刚好这期写的是什么不受制约的新闻界，我看了一下，可能好多东西，他们自己都认为不一定是实话，什么美国的媒体都独立于政府之外。美国的媒体真的独立于政府之外吗？我看这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新闻教材都常有的一个误解。“美国之音”是不是媒体？当然是媒体，它是由美国政府办的！怎么能说独立与政府之外呢？亚洲之声广播电台，这也是美国政府办的，包扩原来的欧洲之声自由广播电台，这都是美国政府办的。怎么叫不受政府控制呢？！连这本书里都说了：你能不能成为记者是雇主说了算的。就像麦克多新闻集团驻中国的总裁，叫刘相城，到新闻所来找过我，他问我：中国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我说：你要想知道中国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你最好坐一趟北京的出租车，你去跟出租车的司机谈一谈，你就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那可厉害呕，上骂天，下骂地，中骂人家万事，这个言论自由可是不得了哇。我说在你们西方国家的盟友都做不到这一点：日本，你不敢骂天皇，你要骂天皇警察就把你抓起来；在英联邦国家你不敢骂英国女皇。后来，我们就谈新闻自由。我说你们美国人是不敢骂老板，敢骂总统，但是中国记者敢骂老板这你做不到。不信你们到新闻机关去看看，有些部主任、主编是求记者写稿，在美国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你要不干，我马上炒你。我说中国搞三讲，所有的群众都可以给领导提意见，美国可能吗？美国才不会给你三讲呢。后来，刘先生又跟我说：我们西方的记者一般是要以事实说话的。我说，是这样吗？你们西方记者不也编假新闻吗？他说不会吧。我说，好，我说刘总裁，你原来不是美联社驻孟买、驻香港的记者嘛，我就给你举一个你们美联社自己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本书没有？叫《权利的媒介》是个美国人写的。刚好这个人原来也是美联社驻波恩记者。这个人说50年代他驻波恩的时候，大概是德国社会党民主党领袖叫阿登那上台了，当选了西德总理。因为这个阿登那是个铁腕人物，所以当时西德政界就担心这个阿登那是第二个希特勒，于是这个美联社的记者就把德国上层人物的讨论和担心写了个报道，传回了美联社总部。美联社总部第二天就给他发回了一封电报，说你怎么能这么写？你站在什么立场写？这个记者就马上回电说，我这个是真实的。美联社总部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写，你要写阿登那上台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西方民主的胜利。后来，那个记者说不对，据我了解的情况，苏联共产党和阿登那的关系还不错，还巴不得阿登那上台呢，而西德共产党不愿意。美联社总部说：不行！你就按这个调子写。最后，这个记者之后违心的按美联社总部的意思写了这篇消息。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说刘总，这就是你们美联社的故事。他不吱声了。
包括美国的媒体在对外报道中，他们也不是遵从真实报道，礼尚往来的原则的。前不久我到人民日报去，他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说纽约时报到人民日报来，提出要和人民日报合作搞科技报道。人民日报说那好吧，那我们商量商量，在谈的时候，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就问：那我们人民日报能不能在你们纽约时报也搞一个类似的专栏。纽约时报那几个人怎么说？他们说我们不能干这样的事情，因为纽约时报不能给共产党主义宣传提供阵地。当时人民日报的几个记者一下子就醒过来了：美国的新闻自由怎么是这么一回事？你到我这来是天经地义，我到你那去就不行，这个世界上好象没有这么不讲理的事情。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知道的就有不少。比如说海湾战争的时候，萨达姆就留了一家电台就是CNN，CNN为了维护它在伊拉克的独家报道权就干了一件让美国人反感的事情，美国说我一个炸弹炸了伊拉克的生化武器工厂，伊拉克说那不是生化武器工厂那是奶制品厂。后来CNN就到现场去实况转播了这条消息，CNN一看确实是奶制品厂，就把这条消息发了出来。美国的舆论大哗：说CNN怎么报这条消息，怎么不帮美国人说话？！这就是美国人，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看中他们的国家利益的。有人说，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不是有两种声音吗？不是美国的报纸也揭露了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吗？这都是事实。美国政府和媒体也会发生分歧。我跟大家说阿富汗战争如果一直打下去，（现在美国的媒体是一边倒的声音）要不了一年，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美国为什么现在一直喊打速战速决的战争，它就是吸取了越南战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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