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卞
今年一月底，流亡在海外的两个所谓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上演了一出连刘宾雁之辈都目瞪口呆、叫苦不迭、丑态百出的“合并”大闹剧。生活在国内的人，是有理由知其详，并且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这帮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是如何在糟蹋这个崇高的字眼。连他们当中也有人用一个“黑”字来概括这场丑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它确确实实为我们上了“民主”的生动一课。关于这场丑剧的全面情况，将有专文详加披露。本文只就这场闹剧（丑剧？喜剧？悲剧？荒诞剧？滑稽剧？）重要角色之一的王若望的“精彩”表演，略作勾画，曝一曝光，以使读者先睹为快。欲窥全豹，则只得见另文了。
“回到美国”
1992年9月，王若望带着他的老婆羊子，登上了美国国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通行证”。登上美国，他们便失唱妇随，大唱对美国的赞歌，辱骂自己的祖国。他去美国，是冲着“领导”、“整合”所谓的“海外民运”，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使命”去的。在这之前，所谓“海外民运”，早已日薄西山、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其内部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烂透顶，群丑无首，难以为断，混不下去了。这个垂垂暮年，年高74岁，长期混人共产党内的老资格**老手王若望的到来，似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寄望于借他的“老资格”的号召力和比较超脱的地位，出来挽救走投无路的颓势。一时间，他颇有点“众望所归”之势，不少人打算拥戴王氏“出山”，借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
拥戴王若望，最为卖力的，首推刘宾雁。据1992年9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王若望夫妇9月7日抵纽约，9月8日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记者招待会。刘宾雁，这个王若望的“老战友”，即席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对王若望做了肉麻兼有趣的吹捧。他说：
“我今天在路上想，我是应当用什么字来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我想可以用‘国宝’两个字。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他所做的贡献，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刘宾雁当着众多的中外人士亲口讲的，并印在报章上。它的录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短短几句“高论”和历史“判断”，难道不足以使历史学家们（不管什么国籍、持什么观点）都“无地自容”吗？你们出了那么卷帙浩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中国最伟大的“国宝”王若望给漏掉了。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才疏学浅”吗？凭着这个足以“振聋发聩”的伟大发现，刘宾雁就具有充分资格去拿历史学的诺贝尔奖金了吧！
自觉的共产主义叛徒
那么，这位“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到底留下了什么“政绩”呢？他为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刘宾雁没有做出回答。查遍中国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证据。查来查去，只看到王若望与“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请问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
王若望答：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开始认识，张开眼睛，认为这个党是没有将来的。这个党要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
原来如此。王若望不过是一个自觉不是被迫地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说他是“国宝”，那就只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势力的“国宝”。他不是已经被美国当做“国宝”供养起来，并不惜花费巨款拿到世界“展览”了吗？王若望的自白，倒使我们想通了许多道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确有扩大化，确有冤假错案，我们总结加以纠正，是并不错的。可是把他划为右派、清除出党倒是并不错的。相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却的的确确错了。共产党不留自觉背叛自己的人做党员，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说王若望这种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恐怕就夸大其辞了。刘宾雁难道算不上第二个吗？在这里他未免过于“谦逊”了。然而比之于张国焘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叛徒，王若望却望尘莫及，“余生也晚”，摆不了老资格。在这里刘宾雁又过分抬举了王若望。可是，在卖身投靠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上，王若望又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鼓吹反华，谆谆教导“下属”
经刘宾雁等这么一吹捧，王若望的的确确受宠若惊，头脑膨胀起来，自以为确已在那一帮人中“众望所归”，重整“民运”做美国反华的马前卒，担当重任，已“非我莫属”了。还没有当上“主席”，他就倚老卖老，拉开架式，发号施令了。在对记者的多次谈话中，他以发言人自居，大谈他的“施政纲领”。他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主动地解决六四事件，为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大声鼓吹“共产党内部分裂”，呼唤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实行彻底改造”。
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另一方面，面对着所谓“民运”组织的内部倾轧、内哄、争吵，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面孔，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发出了“谆谆教诲”。他在一次会上说：
“应当承认，大陆来的朋友，头脑中都有个小的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
他对那些争夺权力红了眼的年青人，甚至提出了“时时提醒自己”，进行“长期的自我修养”的“教导”，为此，他还规定了“四项行为准则”，即：
1．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不拉山头主义；
3．排除小团体习气；
4．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可是，谁听他这一套呢？老谋深算、不甘寂寞的老太婆戈扬，对此倒有点自知之明，她对王若望起劲争当“主席”大不以为然，多有微词。不是要年青化吗？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何苦来呢？这些被新闻媒介传出来的“闲言碎语”，正在兴头上、忘乎所以的王若望哪里听得进去？
风尘仆仆四处招摇、游说
实际上王若望倒是更来劲了。他不顾老命，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起来。又是巴黎，又是伦敦，又是澳大利亚，又是香港和台湾，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考察民运情况”，可谓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用意，当然是借以扩大影响，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为当“主席”进行铺垫。“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西方报刊，也连篇累牍为之宣传。吹吹打打，可谓“盛况空前”。
限于篇幅，这里仅将他在港台的表演略加介绍。
刚抵香港，王若望就宣称，“愿意以孙中山精神为榜样，以余生投身民运”。并明确表示他“答允下月在美国竞选民阵和民联合并组织的主席”。这样看来，王若望曾有以“中国的华盛顿”、“今日的孙中山”自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记者问及于此，他回答说：“自己无此雄心壮志，但以孙中山当年在海外领导民运的经验和精神，则无处不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把他们的捣乱，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吗？当然，王若望也未忘记表示一点“谦逊”，一再表白，并不是他想担当这个历史角色，而是被“推上马背”的。他还明白地说：“海外流亡人士、留学生和华侨人士，会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跟北京当局抗衡，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有的记者问，你这样做“会否担心会被大陆视为从事反革命”？王若望回答说，“打从反对毛泽东开始”他已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因此，他不害怕被视为“反革命”。
王若望还说，他对大陆反“左”并不寄以厚望。他认为，反“左”只可能是表面功夫，反不到要害。王若望对反“左”如此热心，矛头之所向，也是颇让人深长思之的吧！
在台湾的“不期而遇”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随后来到台湾的那场精彩表演。台湾记者郭启宏写的两篇报道，读来更是口味无穷。先看他的第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异论作家王若望夫妇，元旦清晨到总统府前参观升旗典礼。清晨5点50分来到总统府。6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走过王若望夫妇面前时，郝柏村停下来与王若望握手，但双方并未交谈。6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会场，在升旗完毕后，王若望由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吴水云陪同上前与李登辉总统见面。李登辉总统向王若望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若望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登辉又关心地问王若望：‘听说你夫人身体不太好。’王若望还向李总统表示，民权主义在台湾实行得很好，他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这个状况。会面之后，王若望表示，李登辉总统是个很热情的人。王若望夫人则说：‘李总统那么忙，居然还知道我身体不好。’离开总统府广场之后，王若望夫妇在团结自强协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前往行政院，由副院长施启扬接见。双方谈了约半个钟头。王若望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如果说这一篇报道，“客观”地交代了“不期而遇”的经过和一些表面的应酬的话，那么这同一位记者的第二篇报道，却向我们透露了这次“不期而遇”的部分背景，更富戏剧性，也留下了更多可供品味的东西。请看：
“为安排王若望夫妇与李登辉总统不期而遇，费了不少心机。据团结自强协会理事长陈宝用表示，当他向李登辉总统提到能否安排和王若望见面，李总统立刻说好。为降低官方色彩，就安排在团结自强协会主办的升旗典礼中‘不期而遇’。但为顾及王若望非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不便以参加升旗典礼的方式出现在会场，便以参观者的身份赴会场。在现场，为使两人的‘不期而遇’显得很自然，王若望夫妇站在哪里何时趋前见李总统都费了番斟酌。王若望也事前准备好一套能表现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却又不失其立场的话来答复记者。当现场有民众拿一面国民党党旗要和王若望合照，王若望毫不迟疑地和民众换上一面国旗，才和民众合影。至于王若望赴行政院拜会，也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王若望和团结自强协会都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我比较详细地转录了这两篇报道，因为它们实在是两篇难得的妙文。两者相比，后者更坦率一些，告诉我们这场“不期而遇”原来是精心策划的、安排表演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政治戏法。
显然，王若望的赴台，与到别的地方的考察、游说，是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内涵的。也是经过了特别精心设计筹措的。但是，他们幕后进行了什么政治上的交易，包括该记者在内，都是讳莫如深，不作任何透露。
发表这两篇报道的台湾报纸对这个“不期而遇”倒是点破了一点：“李总统和王若望这段谈话实在意义深远。在此时，青天白日不只是国民党的党徽，也不只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象征着中国人所寄望的理性精神，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光明与希望。”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民运”已经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一项政治性活动。
八万美金的政治交易
可是王若望做上述对“青天白日旗”的“认同”，背后隐藏的更多东西是什么？王若望得到了什么“回报”，达成了些什么实质性的幕后交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一月底，“民阵”和“民联”合并大会召开后，在唇枪舌战，继之以笔墨官司，吵了个底朝天之后，才使我们陆续知道了一点真实的底细。据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合并会原定1992年10月召开，“因苦于没有经费而延期”。文章告诉我们，原来“去年王若望访台”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以其政治声望筹款，并且同意投身民运主持大局”。也就是说，访台、筹款、主持大局，是互为条件的。王若望果不负“众望”，“终于获得八万美元的经费，使联合代表大会得以举行”。
原来如此，我们总算找到了“谜底”所在。原来王若望访台的“不期而遇”和“不愿透露”的密谈，他公开表示对“青天白日”的“认同”，都是与乞讨“民运”的活动经费有关的。而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是王若望得以主持民运“大局”的一项不可缺少的资本或砝码。于是，所谓的“民运”，也就带上了“青天白日”印记，变成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一支别动队。这也就露出了“民运”的支柱和后台在台湾的尾巴。有了这项施舍，这次大会才开得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更主要是“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
可是“民运”的真正后台仍然还是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行动的。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为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佩洛西女士在联合大会上所做的发言。与其说这是“来宾”的祝词，倒不如说是后台老板的“指示”。请看：
“我非常高兴，大家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不久，能在此开会，讨论两大组织的合并问题。国会保证和克林顿领导的政府合作。现在我们可以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有决心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大家要加倍努力，让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知道你们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民主……。”
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所谓“民运”的性质和目标吗？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美国的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他们的使命无论贴上什么标签，都是为“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而服务的。
竹篮打水一场空
钱拿到了，会开过了。王若望通过幕后交易，拿到了八万美元，交给了大会筹备会。可是，王若望“主持大局”稳拿“主席”头衔的美梦，却落空了。曾经表示拥戴他当主席的徐邦泰，一转脸，巧使机关把这个位子拿过去了。王若望气急败坏，他哭，他咒骂，他以退出会场相要挟，都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连当个挂名的名誉主席保持一点面子的提议，也被他的“战友”严家其一句话给否决了：“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指王若望的退席）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然而，报道这幕精彩的亵渎民主、糟蹋民主的热闹丑剧的任务，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好让另外的专门文章去详细描述了。读者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若望到底是中国的“国宝”，还是过了气又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政治垃圾”和可怜虫？这就让亲爱的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让无情的历史去做最后的裁判和回答吧！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那个鼎鼎大名的张国焘，不就是一个吗！现在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既然还占据着一个小地盘，残茶剩饭总是有的，尽管未必很理想，只要肯出卖灵魂，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归宿的。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据外电说，刘宾雁是于去年12月11日自美国抵达台北“访问”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在大陆一向以“青天大老爷”自居的刘宾雁，却一下子变得媚态可掬，毕恭毕敬地称自己为“小学生”。据法新社自台北报道，刘宾雁说，他“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来观察台湾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
既是宣称要当“小学生”，自然就要当得够格。在台湾的半个月中，他对共产党进行了百般辱骂，对国民党进行了肉麻的吹捧。这都是在意料中的。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如下一则消息：“大陆作家刘宾雁昨日指出，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台湾刊出，是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底，中央日报晨钟版连载了他的《人妖之间》，他幽默地说：‘中央日报当年没付我稿费，当心这次是来要债的！’”（见国民党《中央日报》12月12日）当然国民党官员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12月24日派《中央日报》总编辑许志鼎前往来口饭店见刘宾雁，“将七年前的这笔稿费致赠刘宾雁，替七年前的文字缘划下美丽的句点”（见12月25日该报）。这笔钱究竟多少，报上没有透露，既然当“小学生”当得那么够格，自然是稿费从优了。其实刘宾雁也还是有愚蠢之处，即使不说“要债”的话，就凭那半个月无尽无休的吹捧，主人也还是会给一笔厚厚的赏赐的。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照片。你看那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宾雁手托金票时那种含情脉脉的样子是多么地动人呀！如果有哪位画家要叛徒的形象，那真是绝好的资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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